去青崖江水文站报到那天，长途车在盘山公路上开了四个钟头。车到青崖镇就不走了，剩下的七公里土路要靠腿。我背着行李卷沿着江边走，八月底的日头还毒，江面上浮着一层白亮亮的光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转过最后一道山嘴，我看见了它：一栋两层的白房子，蹲在江湾内侧的一小块平地上，背后是刀切一样的青崖，门前一根六七米高的铁塔架伸到江心上方，塔架垂着一根钢缆，缆上吊着个橙红色的铅鱼——这就是水文站，全省水文网里最不起眼的一个节点。
老周在门口的石榴树下等我。他是站上唯一的正式观测员，五十七岁，守了这座站二十一年。他没跟我握手，先看了看我脚上的鞋，说："明天去镇上买双胶鞋。江边走路，鞋底不能硬。"这是他对我说过的第一句话，语气像在念一条操作规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老周说话全是这个路数——他这辈子的语汇，一半是《观测任务书》，一半是江水。
水文站的日子是被水尺刻出来的。每天六点、十四点、二十点，三次观测，雷打不动。所谓观测，就是走到江边那组搪瓷水尺跟前，弯腰读数，读到厘米，记进值班簿，再换算成水位高程。涨一厘米、落一厘米，都要有出处。汛期再加测流：摇着缆道房的绞车，把吊在钢缆上的流速仪放到水下预定的深度，让江水推着桨叶转，转数换算成流速，乘以过水断面，就是流量。老周教我认水尺那天说过一句话："仪器会坏，电会停，最后信得过的只有你自己的眼睛。所以读数要蹲下来读，跟水面平了再读，别站着手一挥。"
站上的夜是真安静。安静到你能听出江水的三种声音：贴近水尺的"哗"，是表层流；塔架底下那个漩涡的"呜"，是回水湾；再远一点，江心有一层低低的底噪，像整条江在打鼾。老周的房间在楼下，我住楼上。他的收音机只听一个台——省台晚间的天气预报，听的时候把音量拧到刚好盖过江声，听完准时关。八点半，整栋房子就剩蚊香燃烧的那一点红。
异常是第四天夜里出现的。那晚轮到我值夜班——所谓值夜，其实就是二十点观测完，把数据抄好、编好电码，等夜里睡觉前再巡一次水尺。二十点的读数是 241.86 米，很正常，上游双河口水库没有开闸，支流没下雨，这条江眼下瘦得能看清江心的石头。我十一点多下楼巡尺，手电一照，愣住了：241.89。涨了三厘米。
我第一反应是自己读错了，蹲下来，跟水面平了再看——还是 89。我沿江湾走了一里地，把上游那组对比水尺也看了，也是涨。回到站里，我把值班簿翻出来对着灯看：过去三天，20 点观测都是 86、86、85，也就是说，这三个晚上，水位都是在二十点之后、后半夜之前，悄悄涨上去三厘米，然后稳住。老周每天早上把我前夜的数据核对一遍，居然从来没提过。
第二天早上我把这事说了。老周正在擦流速仪，手上动作没停，只问了一句："几点到几点涨的？"我说不知道，我是十一点半才发现的。他就"嗯"了一声，没再说话。我以为他不在意，直到晚上十一点半，我听见楼下有动静——老周拿着手电出门了，我跟着。他在水尺前蹲了整整四十分钟，中间换了两次姿势，最后起身说："十一点四十，涨到头了。跟昨晚分秒不差。"
第二天，老周给双河口水库打了电话。我是从他那句"你们今年到底动没动过闸"里听出来的——对方应该说了什么让他不痛快，他挂电话之前只说了一句"记录上要有"，就把听筒放下了。中午他抽着烟在石榴树下站了一会儿，跟我说了三件事，像下指示，又像自言自语："第一，从今晚起，夜里每小时记一次数，你来记，我来核。第二，别给段里打报告，资料不够，报上去是把咱们俩的名字写进笑话里。第三，"
他顿了顿，烟灰掉在地上。"夜里听见绞车响，别去缆道房。"
我当然问了为什么。他说去年夏天也有过一回，"风大，钢缆空的，就那么响了一下"。他说"一下"的时候，眼睛看着江面，没看我。当晚十二点零几分，缆道房方向真的传来一声金属的"嗡"——闷闷的，像有人用指节敲了一口大钟。我抓起手电想出去，走到门口又站住了。第二天早上我去看，绞车的摇柄上挂着一缕湿的水草，绿得发黑，可当晚没有风。
真正让我后背发凉的是第五天。老周让我把上周的值班簿拿去院里晾——江边潮，纸页受了潮要阴干，这是站上的老规矩。我翻到最底下一页准备用夹子夹住，看见那一页的下半段有铅笔字，写得很轻，但一笔一画是老周那手工整得像刻出来的字：
别信水尺。
没有日期，没有上下文。我拿着本子在院子里站了很久，江水在二十米外哗哗地流，声音跟平常没有任何区别。傍晚我把本子还给老周，他接过去，翻到那一页看了一眼——就一眼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——然后把本子合上，放进抽屉，说了一句跟这件事完全无关的话：
"明天教你测流。手别抖，铅鱼别碰底。"